许小年认为P2P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只是拉拢借贷双方，没有解决金融的核心问题，因此将来会大规模的倒闭。
1、吴敬琏：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就要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保持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但平常心不等于无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日报》）
2、李稻葵：2023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大致和美国持平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的确如此，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大到北京，小到每一个村都在这张网里，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我相信应该逐步地会真正走向改革之路。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李稻葵大胆预测，到2023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大致和美国持平。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新华网）
3、张卓元：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把“肥肉”拿出来
国企中的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垄断行业，垄断行业把一些竞争业务要放开，然后让民营资本进来。比如说中石化的销售板块，民营企业都很踊跃参加，为什么呢？这是一块“肥肉”，很赚钱。不能老把常年亏损的包袱拿出来，那民营企业肯定不干。拿出来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要有个比较合理的估价，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垄断行业的非自然垄断的业务都是竞争性业务，这些竞争业务一般都是比较赚钱的，这一块要逐步拿出来，然后引民营资本进来，这样可以把企业搞得更活，实现竞争力提高，实现双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网）
4、郑新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从短期来看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疲软使中国出口增长受阻，引起需求的下降。从长期来看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从2000-2010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0.5%，通胀率只有2.2%。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一个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这三高来实现的。我们的投资率这十年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而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十年的快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搜索微信公众号“投黑马”专注于股权众筹的O2O平台）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今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余四项任务也都是围绕着稳增长来部署的，包括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观察网）
5、郎咸平：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和本质
在我看来，新常态并不是某一次会议，某一项政策，而是从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到逐一落实的动态过程，或者说，新常态不是某一个“点”，而是一个“域”。新一届领导班子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这“三板斧”进入新常态的。
“新政”基本是行政管理层面的简政放权，主要是通过厘清“哪些归市场，哪些归政府”，来解决“公共利益部门化”问题。具体可以用两个层面的三句话讲清楚：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目的是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其目的在于通过反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好的营商环境，让市场充分发育。政府就是通过“三板斧”（新政，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这些制度，悄然地把中国经济带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和本质。
——中国台湾学者、著名经济学家。（搜狐证券）
6、周其仁：“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最重大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这很不容易。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止纷定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
7、蔡洪滨：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当前政策导向中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内需失衡，即“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按国际可比口径算，中国消费被严重低估了。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住房消费被低估。如果按国际同口径计算，中国住房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低估5%。第二点，服务部门的消费被严重低估。中国医疗价格是国家管制的，教育价格也被人为扭曲，都未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中国服务业存在大量的家政、中介等非正式的现金交易，他们的劳动产出没有纳入统计。在中国特殊的会计制度下，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招待费用，都没有被统计成消费。如果用以上因素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我觉得最保守估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提高大概10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经济参考网）
8、蔡昉：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旨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哪儿？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要向制度要红利、向改革要红利。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在于，继续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乃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因此应该关注供给因素，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青年报》）
9、向松怍：2015、2016年出现新的金融危机
卢布的危机，瑞士法郎的急剧动荡，油价的急剧下挫，包括中国股市的急剧动荡，至少说明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我们今天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完全没有任何秩的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根据国际货币金融的秩序来做出一个趋势的判断。第二个关键信息，现在整个全球货币金融经济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确定的时代。
这两个问题一方面表明我们现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完全没有秩序，在这么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时代，我们怎么预测未来呢？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事件背后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超过2/3的人都认为会在2015、2016年出现新的金融危机。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新浪微博）
10、许小年：P2P将大规模倒闭
目前中国就像08年前的欧美经济，高负债经济，承受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依赖现金流，现金流一断便无法承担。负债的投资收益是否能还本付息，是负债的最基本要求，企业的投资收益正在下降，因为市场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是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困难源于信息不对称，收集信息需要成本，中小企业与大型央企的信用评级成本基本相同，但收益差别甚大。抵押品即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增加违约成本，降低违约概率。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或价值低，违约成本低，所以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降低风险的关键在于信息对称，因此，金融机构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上创造价值。
P2P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只是拉拢借贷双方，没有解决金融的核心问题，因此将来会大规模的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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