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奥列格·巴赫马久科一直在乌克兰和中国间穿梭。作为乌克兰农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一年内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位37岁的富豪眼里，只要有信心和韧劲，没有攻不破的市场。
2012年6月，在北京东方君悦昏暗的酒吧间里，他与我聊起自己的故事。我们身后另一张桌边，他的商业发展经理正与一家中国咨询公司商谈着进入中国的计划。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奥列格。半个月前，在基辅举行的中乌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们曾有一次短暂的见面。会上，他告诉在座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需要乌克兰。
年轻的富豪
运动员出身的奥列格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的嗓音浑厚，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他用俄语交谈，但有时会等不及翻译，直接用带有口音的英文进行解释。他是个急性子。他的企业也具有这一特性。
从2005年到现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奥列格的“先锋”公司就从一家濒临倒闭的政府养鸡场发展成为乌克兰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壳蛋和蛋制品生产商。而他在2007年创立的乌克兰农牧集团(ULF)，则在五年内通过快速并购，获得了50.8万公顷农田，一跃成为乌克兰拥有最多可耕地的公司，以及乌克兰第二大的食糖生产商和乌克兰最大的牛奶生产商。奥列格本人的资产也在企业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了迅速的积累。据福布斯2011年的排名，奥列格身家10亿美元，是全世界20位最富有的青年富豪之一。
“你快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短时间内，财富和资源的极快速积累难免令人生疑。再次见面，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个答案。
或许是被问得太多，奥列格对于质疑倒很坦然。他坦言，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之前的一段经历：“1994到2007年之间，我一直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工作，是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的负责人。当时苏联能源部门很活跃，我在这期间积累了很多人脉。”
事实上，在乌克兰，像奥列格一样年轻的成功商人并不少。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虽未如俄罗斯般发生政治巨变，但在经济上却也未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推行更为激进的改革。相反，总统库奇马大肆任人唯亲，发展裙带资本主义，令不少年轻、精干的政治精英们利用职权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年轻的鞑靼裔商人雷纳托?阿克梅托夫。他在冶金、机械和交通业中得以发财致富。到1996年，年方30岁的他已经是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富翁。
奥列格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朗金斯克州的一户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位化学工程师，父亲是位设计师。“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商业基因。”他笑着说，“但幸运的是，当我大学毕业时，乌克兰正在大力重整能源行业，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被聚集起来。”奥列格作为年轻的财务专家被吸收到能源行业中。由于能源与政治的关联极为密切(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就曾是奥列格所在的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老板)，这段经历为他的事业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然而，前苏联地区的私有化过程是极其残酷的。奥列格的俄文翻译王志永是个俄罗斯通，他在俄罗斯生活了20多年，亲历了不少“私有化”中的争斗。他说，俄语中有一句谚语：“解决竞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竞争者。”“私有化”的利益争夺往往伴随着血腥和计谋。
乌克兰也不例外，尽管很多富豪都是“权力党”的后盾，但他们之间的矛盾时常激化。1996年，来自顿涅茨克的议员叶夫根尼?谢尔班被谋杀，人们怀疑背后黑手就是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拉扎连科。拉扎连科是库奇马的党羽，在能源和交通事务中获得了一大笔财产。1996年到1997年期间，他担任乌克兰总理。后来，库奇马认识到其潜在的威胁并迫使其离职。随后拉扎连克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因洗钱的罪名而获罪。
“能在‘私有化’过程中‘混’出来，也是需要些狠劲和能力的。”王志永提醒我，“奥列格应该是个不简单的人。”
在谈话中，我问奥列格是否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私有化”斗争，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说：“那都是91、92年的事，现在的乌克兰只会把企业的‘私有权’交给最合适的管理者。”
具体如何获得的第一桶金，奥列格和他的员工都讳莫如深。但根据《基辅日报》的报道，2005年前，奥列格已经在乌克兰的西部省份拥有多家石油公司。而那时，乌克兰的经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你能想像，当时我们普通人每个月只有相当于5元美金的工资吗?”奥列格的媒体总监艾莉娜说，“但奥列格还是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对农业产业进行整合。”
不过与大多数的乌克兰富豪固守能源、冶金、交通、机械等领域不同，2005年奥列格开始有计划地退出能源领域。到2007年，随着“先锋”公司在伦敦交易所上市、ULF的成立，他也完全退出了能源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领域。
“粮食如同石油”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奥列格对我说。大约五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奥列格第一次听到李的观点，“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粮食。未来食物和水的匮乏，将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李的预测肯定了奥列格在农业上的规划，也成为他的“格言”，每每在公开场合介绍自己的公司，他都会提起这句话。
“先锋”公司上市后，奥列格用所融资金对原有收购的企业进行了改组、维修、重建，并在世界范围内购买了最为先进的生产设备。
2012年6月初，我曾在乌克兰的中部和西部分别参观了“先锋”的孵化场、养鸡场和蛋白粉制作厂。与乌克兰现阶段大多数家庭式的农业生产不同，这几家企业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欧美最先进的管理设备。奥列格对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有极大的热情。他的另一家公司ULF使用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农机卫星定点系统。技术人员不需要到田地，只需坐在中央管理室里，就能监控公司所拥有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辆农机。奥列格认为，乌克兰在农业上有巨大的潜力，但这些潜力的挖掘需要最先进的生产力。
2011年底，奥列格将自己所持有的“先锋”公司所有股份全部转入ULF公司名下，并开始筹划将ULF部分上市。“这是一盘更大的棋。”王志永评论说。在奥列格的商业计划里，ULF将成为一个横跨蛋制品、糖类、玉米、牛肉等多领域，拥有多家垂直型企业的农业托拉斯。
直到“先锋”公司上市前，奥列格一直躲在镁光灯外。随着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逐渐成为乌克兰的商业明星。在基辅的大街上，我经常能看到印有他肖像的大广告牌，上面写着：“只有改变国家发展的优先侧重，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乌克兰人。”
农业就是他所指的优先侧重。他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就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东国家，拥有着最重要的资源—粮食的生产力。
“农业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了。”他说，“很多专家、机构都认为乌克兰是全世界唯一有很大农业发展潜力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时，石油价格增长很快，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始巩固、提高本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地位。现在农业企业就相当于那时的石油企业，粮食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也将越来越关注乌克兰。”
历史上，乌克兰一直是欧洲的大粮仓。苏联解体后，即使乌克兰的经济受到重创，它也是前苏联地区和华沙条约国的粮食供给地。
“但我们仍荒废了15年。”伊琳娜说，她是“先锋”公司的CFO，今年只有34岁。在乌克兰参观“先锋”工厂时，她曾对我讲起乌克兰农业的变化。“大约15年前，城市化进程在乌克兰大规模出现，人们离开了农业，去追逐‘快钱’。当时苏联体制下的集体农庄刚刚解散，最快的赚钱方法就是卖地。因此有不少年轻人离开了村庄，去学金融、计算机等时髦的行业。”不过，在她看来，现在的乌克兰正出现一股回流。“最近五年，乌克兰的农业发展特别快。许多企业又回到农业领域，年轻人也开始在农业公司工作。”她说，“而且近五到十年也只是发展期，还没到鼎盛期，乌克兰的农业有巨大的潜力。”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共有15到20个成规模的农业企业。它们在欧洲不同的交易市场上市。“再过10到20年，这些企业的产品对非洲、亚洲国家都很重要。”奥列格预言。
进入中国
在奥列格的农业战略版图上，中东、北非和亚洲是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市场。两年前，“先锋”和ULF的农产品已经进入了中东和北非。而中国，据奥列格所说，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市场。
对于为什么中国市场最重要，奥列格有一套完整的、练习了好几遍的说辞：“中国是条睡龙。在未来的五年，当它睡醒，世界会被它所要的粮食总量所惊讶。乌克兰的出口能量对中国的内部需求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国对玉米的需求量很大。五年之后，乌克兰大约能为中国供应5000-6000万吨玉米??”
你会发现，奥列格从来不会用“我们想进入中国”、“我们决定进入中国”之类的说法，而总是说“根据这个数据、那个报告，中国未来的粮食缺口很大，所以中国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让你感觉需要他。”王志永说，“你知道，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乌克兰人一出生，就没犹太人什么事了。’”
不过，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对乌克兰农业的意义如果不大于，至少也不小于乌克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东一直是乌克兰的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欧洲食品市场上，国家、政府给予的补贴有时达到农民收入的80%，所以国外企业很难进入。至于美洲市场，2009年，奥列格曾尝试在美国购买过一家养鸡场，但由于高度市场化竞争激烈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买下鸡场仅一年后，奥列格就不得不将其停业关闭。从全球粮食市场来看，人口最多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东、北非因地理位置特别，粮食也主要依赖进口，但在进口量上很难超过中国。而且，中国的市场仍在扩大。
奥列格的计划是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他希望能够拿出UFL20%的股份在香港上市。
“欧洲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乌克兰的农业是专家分析最有前景的市场之一。”在君悦的酒吧间里，奥列格习惯性地游说起他的公司。事实上，一年前，乌克兰的报纸就曾报道，奥列格希望将ULF在欧洲上市。
具体欧洲上市计划夭折的过程，奥列格没有细讲，但可以想像，在金融危机的重灾地上市绝对不会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已经和很多中国公司进行谈判，有四个意向性合作的企业，其中已经和国机集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希望在今年可以开始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会发展很快，因为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在眉睫。”奥列格对我说，又显示出了他的急性子。
事实上，在基辅，我曾有机会和中国驻乌克兰商务参赞罗伟东讨论中国企业与乌克兰企业合作的前景。参赞对此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虽然去年中乌间贸易额达到104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34%，到乌克兰考察的国内企业也多了很多，但乌克兰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法律法规也不稳定，比如说去年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疯涨，乌克兰的农业政策就大调了三次，让企业无所适从。另外，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而且国内企业对乌克兰市场的潜规则也不够了解，风险系数还是很高。除此以外，还出现过一些企业家不讲信用的情况，比如一开始喜欢口头承诺，但到了真正见效益、拿回报时，就翻脸不认人了。
在北京，我把罗参赞所介绍的问题传达给了奥列格。他马上表达了不同意见：“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又碰上选举年，所以会有些动荡。但世界上很多大型企业在乌克兰都有分支，如果它们认为乌克兰不稳定，早就撤走了。”他特别拿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了比较，“我们不会使用俄罗斯那样的大棒政策去打压外国企业。俄罗斯看起来很稳定，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你可以在俄罗斯做得很成功，有一天招谁讨厌了，就被赶了出去。比如英国BP石油公司曾在俄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但一天之内它的所有高管就被驱逐出境。”
最后，我问奥列格：“进入中国市场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他展现出了这个年纪企业家常有的冲劲与信心，想了想说：“最大的问题只是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一种新事物进入一个市场，需要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
“除此之外，在商业上没有其他的不适应了吗?”
“没有，只要不断给你的团队志向，就一定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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