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颢记得当年在三角地同北大校友吴明辉(现为拟上市公司秒针创始人)散步时，当时那个天生对数字有着独特嗅觉的研究生对他这个师弟袒露心迹：“很多人毕业选择出国、找工作，而我决定创业。从你读完硕士25岁，到46岁这21年间，有7次创业机会，每次三年。七次里只要成功一次，人生的境遇便大不相同。而即便回回失败，46岁时你一样可以去找工作，因为积累的经验是那些打工的人所不具备的。并且，当你躺在摇椅上时，不会为自己的人生后悔。”
于颢的车坏了，停在中关村茶点铺门口，打不燃。
采访结束后，他邀请我到这家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国营商店品尝“绝对不含添加剂”、“名字里有的东西都不会少放”的纯正西点。
一间没有橱窗的门脸房，沙县小吃般其貌不扬。拉开铝合金门，浓香扑鼻，一个打扮得像药剂师的售货员站在玻璃柜台后面，身前放着算盘、白盘秤和不锈钢的大夹子，每卖一单就在本子上记一笔。
中关村茶点铺是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的提议下开办的，旨在满足科研人员和苏联专家的口腹之欲，聘请为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掌过勺的名厨景德旺担任技师，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聚会交流的“左岸咖啡馆”。
在于颢的记忆里，小时候零花钱不够，便约上小伙伴跑到茶点铺卯足了劲闻香味。虽然很快便会被轰出去，但仍觉一整天都幸福自足。
那时的中关村还有菜地和宰猪场。理想国际到海龙大厦之间的区域被称作“三角地”，是一片类似棚户区的破烂市场。不远处的“大操场”(现中关村文献管理中心)则专属于熊孩子，里面有台废弃的大锅炉。玩捉迷藏时找不到人，往锅炉里瞧瞧，一逮一个准。
十岁那年，于颢在小学食堂吃出一条蚯蚓，被老师勒令当众吞下。愤怒的他掀翻了餐盘。
由于父母上班远，中午不回家，午饭从此成为难题，直到母亲托人将他安排到学校旁的一家小公司。
每天中午，于颢都带着作业和饭盒去公司等开饭。探头探脑间，发现里屋坐着一个皮肤白净的眼镜男，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旁人告诉他，此人叫王志东，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
很多年后于颢才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四通利方。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计算机协会的会长。该会的创始人，正是王志东。
先立乎其大者
彭少麟清楚地记得自己和于颢是如何走上写代码的道路的。
1999年，黄庄路口出现了一家“连邦软件”，销售正版游戏。动辄近百元的《仙剑奇侠传》和《金庸群侠传》吓退了两个中学生，只能偶尔在试用软件的电脑上点几下，一晌贪欢。
一日，彭少麟拉着于颢找到一个卖盗版碟的大妈，凑了15块钱买下她从裹孩子的被褥里摸出来的《红警95》。
全新的世界打开了。彭少麟很快发现入手的一张“合集”盘里附带了一个游戏编辑器，便以此为起点，自学Basic、C语言，乃至写出风靡北京各大中学的小游戏《没落贵族大战流氓》。与此同时，受其影响的于颢则编成一套保安巡更系统，送给了一家物业公司。
2003年，于颢考入北大信息学院计算机系。大一时，李开复来校演讲，现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校方为防止踩踏，不得不将活动拆成了两场。
于颢因为选了门算法课，留在空荡荡的教室聆听另一个李老师(现任北大计算机系副主任)的教诲：
上课是汲取新知识，学习真本事，演讲可以在校园网上看录播啊，非要去现场吗?现在的北大学生就这么点追求?一入学就想去微软工作!我们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你都上北大了，占用了这么多优质资源，就该想一想如何让别人过得更好，而不是只惦记着找一份好工作。
如果李文新只是随口说说，于颢不会把这段话放在心上。
北大的竞争极其残酷，两门专业课挂科直接退学。于颢清楚地记得，大一时有个女生跳楼，自己下课恰好路过，看见尸体扎在栏杆上，两个警察合力往下摘;隔壁寝室一个男生被勒令退学，无颜回家，天天躲在宿舍打游戏，室友不管，楼长也不赶，任由其虚掷光阴。直到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去做设计，楼道空了，他才彻底崩溃，背着书包挨个实验室敲门，说：“我是03级的XXX，已被退学，现在只有一个愿望，求求老师，让我把毕业设计做了吧!”。
所有人都置之不理，只有李文新表示接纳。男生当场跪下，热泪盈眶道：“谢谢李老师，让我在北大的生涯是完整的。”
李文新的实验室研究人工智能，有时也会开发类似“绿坝-花季护航”的产品，比如亲痛仇快的“掌纹识别仪”。
要求学生每天跑步是北大的传统，如影相随的则是未名BBS上的代跑服务——只需把学生证交给对方，便能代刷。
但当掌纹识别仪出现在“五四运动场”上时，睡懒觉成了铤而走险的选择。于颢是这套设备的研发小组成员，负责硬件和驱动，核心算法则由其师兄吴明辉牵头，此人后来创办了被IDG合伙人李丰称作“中国唯一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公司”的“秒针”(第三方广告评估)。
于颢告诉我，吴明辉是奥数竞赛得奖保送到北大的，在校期间拉了几个好友组建工作室，做软件外包。一次，需求方问他会不会“.net”，吴明辉不懂，却点了点头，而项目周期只有三周。
第一周，他一边自学“.net”一边在论坛上招人、面试;第二周，给招来的人培训;第三周，连夜开发。
终于按时完工。
2006年，“秒针”成立，在数字广告监测领域深耕至今，覆盖70%的中国市场，客户包括大众、宝洁和欧莱雅等一线品牌，上市在即。
于颢认为，“秒针”胜在技术先进，因此不惧模仿和山寨。一次，客户打电话给吴明辉，说：“有人报价是你的十分之一，让我们试用他的产品。下次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优惠?”吴明辉道：“欢迎试用，不过不要给钱，一定要免费试用。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也一定会让您从实际结果中看出到底哪一个更优秀。”
更让于颢钦佩的，是“秒针”对几乎所有被北大劝退的学生“照单全收”，包括那个向李文新下跪的男生，用吴明辉的话说就是：“这些同学都很优秀，只是因为不适应环境或自觉性差，犯了错误。在他们人生的分水岭，若不施以援手，任其回家复读，轻则浪费生命，重则就此沉沦。我只提供一个机会给他，如果抓住，便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2005年的北大迎来了连战的演讲，于颢也确立了人生的方向。在三角地同吴明辉散步时，这个天生对数字有着独特嗅觉的研究生对师弟袒露心迹：“很多人毕业选择出国、找工作，而我决定创业。从你读完硕士25岁，到46岁这21年间，有7次创业机会，每次三年。七次里只要成功一次，人生的境遇便大不相同。而即便回回失败，46岁时你一样可以去找工作，因为积累的经验是那些打工的人所不具备的。并且，当你躺在摇椅上时，不会为自己的人生后悔。”
不过，五年后，当于颢研究生毕业时，一脸书卷气的他还是选择成为一名产品经理。
码农于颢，第一次拥有“产品思维”是在大四。当时，唱吧创始人陈华正鼓捣其第一个创业项目“酷讯”，回母校招聘，“快来加入吧!我们是下一个百度”的海报俯拾皆是，贴满了北大的宿舍楼。
一个面试成功的男生回来复述考题，不是算法，而是“百度搜索条上都有哪些按钮”。于颢推开了一扇窗户，近距离观察到产品驱动的互联网公司是如何生存的。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011年，“四万亿”的兴奋剂在神州大地的血液里涌动、发酵，马路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跑车，驾驶它们的是“地产大亨”、“水泥大亨”和“钢铁大亨”。像许多80后一样，面对高企的房价，于颢对未来深感绝望。
年底，朋友找到于颢，拉他一起创业。俩人对着电脑研究一个英文网站：域名是一对恋人的名字，网页上有其相恋的故事和瀑布流式的照片墙。拉到底端，点击“donation”的按钮，亲友便可为其婚礼做捐助。
鉴于国内尚无同类产品，二人决定做一个自动生成婚恋空间的网站，打入婚庆市场。为此，找来“一起作业”网的产品经理三毛、百度工程师Weakow和连续创业者才奇，凑钱启动了2B的项目，名曰“纽扣网”。
北京彼时有4000家婚庆公司，竞争激烈，门槛极低，有一些车队、物料、场地和主持人的资源便能搭个草台班子，而于颢则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给其做增值服务实现自给自足。
一帮人开始在大众点评网上扫描客户，逐一打电话约访。为追求效率，于颢开着自己的黑色本田上门推销，但旋即便因负担不起油费而改乘公交。有了这段经历，他对黄太吉创始人赫畅自诩“开奔驰送煎饼”一事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在那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婚庆店老板看来，于颢才叫异想天开。
一次，他进门刚讲了几句便被店长打断：“你先等等，我要见百度的人。”顷刻，一个穿得像房产中介的年轻人夹着公文包走进办公室，于颢立刻明白，所谓“百度的人”事实上是卖关键词排名的外包公司。
两人抽着烟聊了一个多小时，于颢在办公室外站酸了腿。满屋子都是拍婚纱照的客户，没地方坐，只好蹲着。
“百度的人”终于出来，瞥了眼于颢，道：“经理说让你走，他对你不感兴趣。”
然而，即使那些感兴趣、试用了产品的婚庆店，也没有一家跟纽扣网结款。正焦灼间，看到“婚博会”的广告，别无选择的于颢同合伙人在周末赶赴国家会议中心。
会场举袂成幕，大大小小的婚庆店都派销售来抢单。于颢挤到一个柜台前，没说两句，对方便漫不经心道：“哦，好，去那边留张名片。”
走到指定的位置，只见一个小姑娘敞开麻袋，用手指了指里面。于颢把名片丢了进去，登时有种将硬币抛入无底深井的感觉。
又转了几圈，唯一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个推销3D视频、同样四处碰壁的哥们。
难兄难弟正准备坐下来交流失败经验，一个身穿蓝色羽绒服的彪形大汉勇猛地挤到附近的柜台前，喷了半分钟，对方收下了他的名片。
于颢眼前一亮，跟在大汉身后“偷师”。但见其先是利用体型优势挤开众人，再操着山东口音高声朗诵道：“先生，您好!我给您提供最便宜的婚宴场地，只要四折!菜品一律高品质!”
然后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这是我们公司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这是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我们很正规!”最后递上用别针别好的名片和彩页：“这是我们的材料，请收好，有需要时请联系我们!”
于颢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大汉，非要请他吃晚饭。
几杯酒下肚方才得知，话术是经理编的，每天做早操时必须大声背诵三遍，错了要挨罚。
类似的草根打法于颢也听说过，但家境不错的他始终没能豁出去。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他决意扎根底层，参加了几场传销活动，听大妈们眉飞色舞的分享，看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怎么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健康”，念“一个人不可能拒绝你七次”、“每四个人就会有一个回应你”的咒语——直至催眠到产生“给我一坨屎，也能卖掉”的错觉。
同时，他强迫自己每天跟保安、清洁工和停车场大爷胡侃，接了两个月地气，感觉能量槽爆表，招了一堆地推人员，全部零底薪，不给上保险，只拿提成，集体培训，统一洗脑，吓得三毛直犯嘀咕：“你怎么染上了流氓习气?”
可惜，方向错了，停止就是进步。
跟婚庆店老板打成一片的于颢在请其中一位喝酒时，对方道出了肺腑之言：“小兄弟，为了你好，听我一句劝，这事别做了，我不会给你们结款的，别人也不会。你知道我每天都跟客户吵什么吗?她非告诉我说信封6毛5一张，分项报价里的7毛贵了——你说你的网站一个账号卖我80，我能给你钱吗?还有，一看你就没结过婚，新郎新娘结婚前连觉都睡不足，哪有功夫往网站上传照片?不会有人用的，赶紧干点别的吧!”
面对残酷的现实，于颢哭了，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选错了项目。事后复盘，他总结出三点教训：
一.文化差异。美国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用一个网站通知朋友、告知幸福，可行;但在中国，婚礼是一场宏大的演出，双方的家庭和亲友都是躬逢其盛的演员，网站所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太轻。
二.时值移动互联网爆发前夜，却因技术跟不上，固守PC端。而产品的重要功能是“婚礼通知”，让用户接收到短信再在电脑上输入网址，路径繁琐。
三.即便要做，也不该收费，而应拉一笔风投，先扩大用户规模。
黑暗中的舞者
纽扣失败后，于颢又做了个互联网中间件，并在搭建团队前便开始接触投资人。但名不见经传的他凭什么获得VC的青睐?
最后一家say no的是创新工场。当他失魂落魄地走出海龙大厦时，手机响了，短信上赫然出现一行刺眼的字：您的信用卡本月自动还款扣费未成功。
他绝望地蹲在地上，旁边是一个要饭的老头，有气无力地拉着二胡。望着深秋的凉风卷起路边的废纸，于颢想起吴明辉的“七次创业”理论。
但再打鸡血也没用，囊中空空如洗，头天的晚饭还是一个老同学带着一把挂面和两颗西红柿来家里帮忙给做的。
海龙的南面有座家乐福，门口聚集着大量的黑车，起步价20——够一顿盖饭了。于颢迟疑了片刻，走上前去，同黑车司机攀谈起来。
突然，一个女孩问道：“师傅走吗?”于颢愣了楞，尴尬地把她带到不远处自己的车前。一路上，他尝试着同她聊天，对方却把脸扭到了另一边。
快到家时，女孩问多少钱，于颢说：“算了，我也不是开黑车的，你快回家吧!”结果她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转身就走。
深入到这个庞大的地下产业，于颢发现，黑车分三种形态。第一种有大哥罩着，定点趴活，交保护费，一般在KTV门口拉小姐，出租车司机不敢在其地盘上抢活;第二种属于游荡式，空驶率高，收入也不稳定;第三种有正经工作，顺道就拉一拉，补贴家用。
在于颢的记忆里，小时候压根没有“黑车”一说，牌照实行申领制，有牌的车都可以拉活。后来政府为保障出租车市场，严禁私家车拉客，衍生出一条黑车产业链。
一次，于颢在网上看到一则“钓鱼执法”的新闻：某上海女子说自己肚子疼，软磨硬泡，逼着一个司机载她去医院。下车时非要塞钱，司机再三拒绝，还是没扛住，收了，结果当场被几个陌生男人摁倒。他怒不可遏，挣脱后掏出把刀，捅死了女人。
于颢灵光一闪：北京有10万辆黑车，出行困难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是不绝如缕。嘀嘀、宝驾、易到等互联网公司已从打车和租车入手，改造这一颟顸封闭的领域，但各自的局限依旧突出：
打车软件只是挖掘出租车的存量，治标不治本;P2P租车风险较大——为了区区几百块，把车交给陌生人，对大多数车主而言，心理门槛很高。一旦出现刮蹭、违章、偷油甚至开车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咎将谁属?
于颢想到了拼车。在仔细研读《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后发现，其限制和打击的是“高价”、“短途一次”及“临时起意”的揽乘，而对“长途一次”、“短途长期”且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拼车，表示支持和保护，动机无非是发动民众分享各自的交通资源来治堵治霾。
另一方面，社区类应用做拼车的很多，拼车类应用做社区的很少。比如，叮咚小区上面有遛狗、二手货等板块，拼车只是其中之一。
于颢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揭竿为旗，云集了包括三儿和彭少麟在内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故交，说服众人一起做拼车应用。用徐小平的话说，他人生资源的总和爆发了!
2014年6月，“友车”上线，内嵌IM功能。虽说IM的架构和开发比较复杂，但于颢坚持要求技术团队攻关。毕竟，用户需要通过交流来建立信任感、确定用车时间，如果只定位于拼车工具，没有社交元素，他一定会跳出产品加微信。
但同时于颢又清醒地意识到，“友车”必须从需求出发，首先得是一款好工具。
然而，人的出行方式是有优先级的，比如逛完商场可能会打车，因为手上拎着重物;看完球赛可能会坐地铁，因为打不着车。常见的出行选择有五种，地铁、公交、打的、黑车和自驾，想把拼车加进来变为第六种，在培养用户习惯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道坎是地推。去哪推，怎么推，于颢一概不知，只是凭感觉带着团队在各小区发广告。本来以为白天人多，渐渐地发现人流量的峰值在傍晚，但都是些老头老太太，非目标人群。
为了打动年轻人，于颢采购了一批卡通车摆，等候在家长带孩子遛弯的道旁，一边逗小朋友一边道：“想要吗?让你爸爸下载软件吧。”这给“友车”带来一些天使用户，但增长依旧缓慢。
从商场、地铁口到直接去跟企业谈合作，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效果还是不明显。一次，于颢看准一座离市区很远的园区，内有十几家大公司，员工通勤极为不便。
他刚把易拉宝展开，摊位搭上，保安就像狗闻见肉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索贿。后来才明白，在这里拉个摊位，一天小一千块钱。
于颢很委屈：自己的APP免费，方便职工上下班，你保安凭什么来揩油?
痛定思痛，他决定改变策略，并研究起团购网站的地推方案来。
团购主推商户，商户大多是聚集的。“友车”拉的是人，很分散，但换个思路，把目标从“乘客”转移到“车主”身上呢?
于颢眼前一亮，在纸上罗列了车主可能比较集中的场所：洗车场、加油站、汽修店、停车场……逐一试错，终于迎来了爆点。
7月，“友车”被苹果商店“旅游分类”推荐为“精品APP”。于颢不敢掉以轻心，为增强产品粘性，亲自驾车响应用户，拉过饭馆的厨子、航天部的科研人员以及同婚外情男友在后座上卿卿我我的设计师……
一次，送完一个用户，天降暴雨，于颢习惯性地打开车窗，问路边的等车人去哪。或熟视无睹，或冷若冰霜——他又被当成了黑车司机。最后拉了三个顺路的女孩，结果发现是小姐……
这种情况，在主要针对通勤人群互助搭乘的“友车”上几乎不存在。而无论远近，都限定在十到二十元之间(相当于油费)的价格区间(由车主自定)，也使得漫天要价的黑车黯然失色。
9月，“友车”推出第五个版本，新增“自动推荐路线”功能，方便用户快速找到上下班顺路的车主。产品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认可，一个铁杆用户倒休时甚至在自己的小区义务帮忙推广，还替“友车”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比起于颢的员工来，干劲不遑多让。
10月，“友车”完成支付闭环，A轮融资亦将到位。于颢的目标愈发清晰：把拼车做成一个有趣的社交场景。他的假设是：如果同住一所小区的用户都在中关村上班，收入水平、兴趣爱好差不多，那在事业方面就有交流、合作的可能，生活上也能搭把手。
许多活跃用户都是北漂(包括那个无偿帮忙的)，血液里流淌着奋斗的基因。而这，于颢认为，就是“友车”的产品气质。
后记
十年前，“北京市大学生科技类社团联合会”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成立仪式，时任金山CEO的雷军受邀出席，于颢作为北大计算机协会会长，带一个好友赴会。
好友在一楼听雷军的演讲，于颢在二楼同各校会长商讨联合会的筹备工作。
因为一个可笑的原因(起草文件中的说辞。“由清华、北大牵头成立”还是“由北大、清华牵头成立”)，各高校代表分成两个阵营，争论不休，最后不欢而散。
于颢的好友却收获颇丰，出租车上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回校后，这个被雷军洗脑的男生戒掉网游，在显示器上糊了张大纸，写下六个大字：再也不玩游戏!
几年后，曾经在挂科边缘徘徊的他拿到了国外的Ph.D，成为西门子的算法科学家。
这是于颢相信创业家身上有光环的重要论据。
在朋友圈中，他被称作“金刚狼”。漫威的世界里，这个基因变异的“X-Men”被设定为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是打不死的小强。
就像无数身世畸零、几度沉浮却痴心不改、屡败屡战的创业者一样。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配拥有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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