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长久以来改变了国人的购物习惯，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淘宝发展越来越快，平民电商的淘宝在国际的舞台上却遭遇阻碍。由于前期发展需求，低门槛的入驻标准导致淘宝平台假货泛滥，历史沉淀的问题，让淘宝假货监管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面对假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让淘宝失去了一次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机会，同时也让消费者们有了防备之心。那么，对于淘宝打假事业，为何如此不能完全根治呢？
对于这个全球交易额最大、用户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来说，淘宝已不仅仅是个盈利的企业，更是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所以平台打假，马云和阿里责无旁贷。
阿里不差人，马云不差钱。打假，马云和阿里不是不努力，每年投入10亿元、2000人来打假，为何淘宝上的假货打不完?
2012年淘宝洗白走出“黑名单”后，去年年底，淘宝又一次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听说，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灭绝师太”郑俊芳委屈得哭了，为什么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却有打不完的假货?!
10亿，2000人：撤下3.8亿个产品，关闭18万家店
郑俊芳委屈，是因为淘宝过去几年打假，确实舍得花钱、花人、花资源，一年10亿人，2000人负责打假，代价不可谓不高。
截至去年8月的12个月内，阿里已撤下3.8亿个产品页面，关闭18万间淘宝店，并关闭了675家生产、存储或销售假货的运营机构。
除了在淘宝平台处理、惩戒售假店铺，阿里的平台治理部门，还在为司法机关输送线索。
灭绝师太透露，整个2016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
为何阿里要打假?原因很简单，假货除了让“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也让阿里很受伤。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以及中国市值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在其上市地美国，两次因为平台有假货，进入了”黑名单“。尽管可能有微妙的政治因素，但是不可否认，阿里如果打不完假货，就很难理直气壮的洗脱这恶名和耻辱。
要说郑俊芳委屈，也是可以理解的。从2012年洗白，到四年后再次进入黑名单，四年间，阿里下线了几十万件假冒伪劣商品，建搭建了2000多人的打假团队，以及5000多人的志愿者打假团，逼停了线下多年泛滥的制假窝点，送了超过800个制假售假者进监狱。
打假力度在升级，打假业绩也很亮眼，甚至一度因为担心淘宝有假货而手撕阿里的轻奢品牌Michael Kors都收敛了敌意，其亚太区总裁李达康温情脉脉的示好阿里，“任何奢侈品牌都不应该绕开阿里。”
但是淘宝的假货依然没有全部打完，打假为何这么难?
别说阿里，连亚马逊和ebay也为打假头疼。
据彭博通讯社报道，去年美国政府共缴获了价值高达13.8亿美元的假货，这些假货主要在亚马逊和EBay上购得，经常变成独立包裹直接邮寄送至美国家家户户，每年美国官员必须在2.5亿个包裹中来一一查找假货。
跟淘宝遭遇的难题一样，亚马逊和EBay将售假者从平台上清除后，后者仅需用新的用户名注册一个新的账户，就能再次回到交易平台上，这种打完又冒头的“打地鼠”一直在循环。
当然，相比于阿里，亚马逊和EBay对假货问题，更为忌讳———刚从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卸任不久的Danny Marti表示，与亚马逊和EBay相比，阿里巴巴在同政府分享打假信息方面做得更好。
所以，愤怒的美国政府官员要求亚马逊和EBay必须透明化，要向政府分享假货下架申请的记录，以便掌握所涉商家的线下地址、IP地址和支付方式等方面的信息。
所以，打假难，是因为打假是世界性难题，无论是淘宝，亚马逊和EBay都在劫难逃。
打假，比亚马逊和EBay打假更积极的阿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假方法论。
第一阿里很开放，主动和政府分享信息，和十几个省市的公安等部门，马不停蹄合作打假。
比如，和阿里合作的某省公安部门，共计帮助全国13个省市协查数据2133批次，涉及到的数据有1.5万余条，而莆田金额达到2亿元的特大造假窝点，正是在阿里协助下得以破获。
第二，阿里上线了大数据系统，可以利用图像识别等技术，第一时间下线涉嫌造假的产品。
第三，和权利人合作共建打假系统等等。
第四，当然，舍得投入资金和实力。
不过，正如马云所说，要彻底杜绝假货，估计要30年。
中国打假难，司法心太软。。。。
为何打假要30年?
著名的刘晓庆说过，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尤其难。套用一下这句话，打假难，在中国打假更难，而c2c模式的开放平台淘宝打假尤其难。
在中国打假的淘宝，相比在美国打假的亚马逊和EBay，实在是难多了。
首先，线上售假，根源在线下。
灭绝师太用“雾霾”和来形容与假货的战争，很精准。
线下假货源源不断地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
两年前，阿里曾发布会打假报告，数据分析显示，近9成的电商售假团伙来自十个区域，前3大区域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东南等地，这些窝点，原本就是线下制假售假的高发地带。
现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阿里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截止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但没有执法权的阿里，无法去彻底清理线下的造假窝点，更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
一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第二，司法心太软，惩罚不到位。
售假造假在中国更为猖獗的另一原因，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
以阿里巴巴的数据为例：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所以，淘宝打假再花20亿，再用4000人打假，如果司法制度不健全，惩戒措施不到位，售假造假的源头也难以遏制。
可以类比的是美国，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而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
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目前中国法律是从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结果，来量刑和处罚，这样的法律设定，导致司法机关作茧自缚，因为很多造假导致的损失涉及到众多消费者，难以统计，所以只有只有极少数造假售假者受到实刑处罚。
阿里巴巴曾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显示，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并处罚金3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0万元。
造假售假的高收益，以及法律制度缺失导致的低风险和低惩戒，让售假造假者变得有恃无恐。只有让售假造假者倾家荡产，让惩戒的风险和损失远大于售假造假的营收和暴利，才能从法律层面实现对售假造假的威慑力。
因此，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认为，未来司法机构应该修改售假制假证据认证标准，可以考虑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而司法对不给力，也让阿里的诸多打假成果付之东流————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敲死一个，又冒出来一个，所以要彻底打死地鼠，必须先彻底堵死老鼠洞。
无奈的郑俊芳说， “刑事打击的筛子眼儿太粗了，犯罪分子大多漏下去了，缓刑的比例那么高，很多制假售假者根本就没受到有效惩罚。”
因此，倍受假货折磨的阿里此次倡议，要向阿里呼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阿里巴巴集团不惜为此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
在整个造假售假的链条中，消费者、品牌商、平台无一不是受害者。淘宝打假，是马云和阿里的责任;但是彻底打假，却仰仗于司法制度的完善。没有彻底杜绝假货，与其说是阿里不给力，倒不如说是司法制度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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