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贡茶的历史非常久远。茶叶何时成为贡品?循着文字记载的蛛丝马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武王时期，距今已然三千余年。贡茶初始，仅属于土贡性质。自唐代开始，贡茶有了进一步发展，且逐渐形成了贡茶制度，并由此一直沿袭至清王朝的寿终正寝。
唐朝
最早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宜兴)交界的顾渚山设立贡茶院，纳入官府直接管理，并设官督造，细求精制。每年集“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并按规定时间送抵京城。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特别是宋徽宗赵佶，他不仅爱茶，而且懂茶。他还研究茶学，亲自撰写《大观茶论》。因此，宋代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保留顾渚山贡茶院，贡焙重心逐步由浙江移往福建，建安北苑贡茶(亦称“建茶”)自此声名鹊起，走向鼎盛。其官焙规模之大，动员役工之多，均远超过顾渚。建安即今福建建瓯市，境内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极宜植茶。建溪两岸、凤凰山麓盛产茶叶，且天然品质好。建茶入贡，始于南唐，宋承南唐旧制。建茶入贡最早记载见之于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记》。宋太平兴国年间，开始设立官焙，专门采制贡茶。北苑还是宋朝的御茶园，生产龙凤团茶专供御用。可以说，宋代把贡茶推到了极致，贡茶把建茶推向了辉煌。
贡茶是糜费扰民的苛政之举，亦是封建皇权专制的产物。正如《左传·昭公》所云：“溥天之下，何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又如《小雅·北山篇》所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话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范文澜语：见《中国通史》第一册)。
贡茶的采摘和焙制，“工甚大，造甚精”，这要耗费多少人力财力啊。到了茶叶采制时节，“女废蚕织，男废耕农，夜不能息，昼不能停”。为了制作贡茶而耽误了农事，全年衣食无着。茶农困苦有谁知?又有谁来怜惜!凡产茶之地，每岁入贡，且有定额，不可减免。因而茶农发出“茶何不产别区”之慨叹。而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将贡茶运送京都又谈何容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是我们所习诵的。但对“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的诗句，就未必熟识了。前一诗句，是讲用驿马快递千里送荔枝的情景，而后一诗句，讲的就是快马专程送贡茶了。茶叶贵在新，越新越好。“长兴贡，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这“急程茶”为的是赶上皇宫的清明茶宴。建安北苑贡茶也是如此。欧阳修诗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试新茶”。
安徽霍山黄芽在明朝时入贡，在明朝初年，只定岁贡10公斤。在发生燕王(朱棣)叛乱之后，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形成南北两个都城。南京也设路官，北京也设路官。到正德十五年应进黄芽细茶600公斤，粗茶3000公斤，岁贡比原来翻十几倍。茶农负担太重。当时的太守曹琥上奏《请革芽茶疏》。他站在茶农的立场上，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揭露了贡茶苛政。
贡茶对茶的品质极为苛求，且花样要不断翻新，新制一出，旧茶即被淘汰。每个品种上贡时限一般为五年，五年之后要更换新品种上贡，这样的贡茶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了茶叶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名茶品种不断推陈出新。另一个好处，贡焙或官焙的布设，对与其相邻的外焙和周围的私焙，在技术上有示范普及作用，而周边私焙也对贡焙有竞争促进作用，从而形成制作技术相互联动的有机整体，而这一点却往往是容易被人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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